新国画,新面貌

2020年06月25日 来源: 傅抱石官网 作者:陈履生

傅抱石在金陵靠近玄武湖的傅厚岗的家中,目睹了新中国的变化。当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不久,11月26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就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指示》,新中国从新年画工作中开始了改造旧美术的第一次运动。在当时各个画种的画家都在画新年画的现实中,傅抱石也未能免俗。他也有心融入到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去,可是,一幅用朱砂重彩表现海陆空三军的新年画,虽然歌颂了人民解放军,却失去了傅抱石自己的风格。为此,傅抱石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审视自己在新社会的作为,寻求自己艺术的路向。

“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天,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也并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也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徐悲鸿在《漫谈山水画》一文中,概括了20世纪50年代初山水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对山水画的具体要求。1953年初,艾青在上海美术工作者政治讲习班上作了题为《谈中国画》的讲演,对中国画要不要改造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了“新国画”必须“内容新”、“形式新”的具体要求。

虽然,傅抱石自1950年就开始了毛泽东诗意画的创作,以寻求徐悲鸿所说的那种山水画里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一己的努力,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1953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画家开始了山水写生活动,此后全国仿效,山水画家都希望通过写生完成对旧山水画的改造。这一段时间,通过写生,山水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可是,这种写生的山水画以及反映新生活的山水画与传统的山水画之间在审美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

面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作为自民国时代过来的教授和画家,傅抱石不像那些从解放区来的画家那样具有革命的资历和本钱,但是,他的才情和技巧却能弥补其不足。面对现实中的国画论战,傅抱石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很好地处理了传统技法与现实的关系。他放弃了擅长表现的屈原、杜甫,也搁置了钟情描绘的顾恺之、石涛,而选择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傅抱石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诗词,用他那惯用的表现文学作品的方法,将毛泽东诗词中那些激动人心的篇章移入到自己的画面中。他创作了《七律·长征》诗意、《沁园春·雪》词意、《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并参加了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这些作品在刚进入新中国的画坛上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在《清平乐·六盘山》词意这幅不大的画面中,人们还看不出有多大的新的气象,仍然是傅抱石一贯的风格。那独特的“抱石皴”,那改良石涛的树的画法,都表明了傅抱石始初创作的毛泽东诗意画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画法,只是那压得很低的山坡上若隐若现有红军长征的队伍,远处有一群南飞雁。应该说傅抱石这时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没有政治化,可是,题材上的突破,为其获得艺术的新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也显示了傅抱石的聪明过人之处。他以毛泽东诗意或毛泽东诗词中提到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新题材,突破了传统题材的束缚,这和当时流行的“新年画”相比,其淡化题材的处理方法,成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特色。

尽管傅抱石的作品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可是他的作品开了毛泽东诗意画创作的先河,使之成为“新山水画”[3]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史学意义,可以说超过了傅抱石此前的贡献,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他给那些面对画什么和怎么画而徘徊不前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家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所以,这一贡献仍然和他的史论、篆刻以及人物和山水画一样等量齐观。他的《抢渡大渡河》和《更喜岷山千里雪》参加了195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国画展。

1954年,傅抱石创作了《四季山水》组画,他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四季山水中的新生活。1956年,傅抱石还创作了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作《鸡鸣寺》,把他所探索的表现新生活的山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相比,傅抱石在表现新生活方面一直是步履蹒跚。在《四季山水》中,他那有限的点景人物实际上是非常勉强地放到了他那极具古典诗情的画面中。而在《鸡鸣寺》中,那种古典的精神,已完全被一种现代的风情所替代,这一感觉并不完全是从现代的屋宇和点景人物中所表现出来的。

在探索中变革,在变革中探索,是傅抱石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主旋律。这一时期,他也画他过去常画的一些题材,如《屈子行吟图》、《观瀑图》、《平沙落雁》、《西风吹下红雨来》,这些作品在技法和意境上都和过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少了许多荒率的逸气,多了一些昂扬的气势和向上的精神。傅抱石的这种变化反映在专业的领域,就绘画的可能性而言,他的努力已经是尽其可能。

1957年5月,傅抱石以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其他画种的五名团员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写生作画、举办画展。当中国艺术家到达布拉格的时候,罗马尼亚文化部负责人提出要求中国画家用自己的画笔表现他们国家的美丽景色。而当傅抱石等到达捷克首都时,对方也要求把这座位于多瑙河畔的美丽城市画下来,以便在当晚的电视台播放。主人用游艇把傅抱石等中国画家送到对岸,傅抱石在几部摄影机的镜头前选景、落墨,一切从容不迫,最后题上“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傅抱石”。这不仅是傅抱石第一次在异域写生作画,而且也是傅抱石平生第一次写生作画。

在傅抱石的欧洲系列写生中,一般都在画面中安排教堂、城堡以及尖顶或红瓦的建筑,并把国人认为不入画的电线杆、火车轨道等画了出来,应该说傅抱石的这一努力抓住了欧洲风景中的一些主要的特点,而这正是不同于中国山水在自然观方面的差异。在表现上,傅抱石舍弃了国画中常用的构图方法,特别是在一些空白的处理方面不以国画中的奇险取胜,而是以一种比较平实和自然的画面处理,突出写生中的自然性,由此区别于那种人们所熟识的中国山水画的构图程式。《斯摩列尼兹宫》、《将到西那亚火车中所见》、《罗马尼亚风景》、《捷克风景》均表现了一种新鲜的感受,与傅抱石同时创作的山水画有明显的不同,又一眼能够看出是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在国外100天的日子里,傅抱石共完成了49幅作品,并在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先后举办了观摩展。后来这批作品出版了画集,部分作品还参加了国内展览,给当时的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1959年6月6日,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在韶山的9天时间内,傅抱石完成了《韶山组画》和《韶山全景》。客观地说,这一批为了完成“光荣任务”的“严肃、重要的作品”,在傅抱石的全部作品中并不重要,但是,这批作品的出版,却为当时的许多画家提供了挖掘新题材的启示,引发了后来众多山水画家表现韶山和革命圣地的热情,从而为现代美术史增添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两个月后,傅抱石又来到了北京,和关山月一起为人民大会堂作画。

从韶山到北京,是傅抱石艺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历程。后来,傅抱石在他的《北京作画记》一文中叙述了当时的心境——“记得还是解放以前,在重庆金刚坡下,一个雪花漫天的日子,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名篇《沁园春·雪》,心情无限激动。那气魄的雄浑,格调的豪迈,意境的高超,想象力的丰富,强烈地感染着我”。《江山如此多娇》这张高5.5米、宽9米的大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因此,它的出现本身就已经具有特殊的意义,何况它又是占据着当代中国最重要场所的表现毛泽东诗意的作品,所以,得到了当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9月27日,毛泽东为这幅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更为这幅画奠定了在现代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江山如此多娇》的意义并不在它那巨大的幅面和一般作品所没有的特殊的创作背景,也不在它所表现出的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是通过它启发了后来许多山水画画家的创作思路,找到了一个能够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获得成功的创作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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